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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博士生抑郁體驗的一種思考:道德秩序與時間邊界

來源:泰然健康網 時間:2025年05月20日 02:37



文 _ 程猛(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基本理論研究院)

1917年11月7日,韋伯(Max Weber)在德國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藝術廳發(fā)表了題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yè)》(Science as a Vocation)的著名演講。剛開場,韋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決定獻身于學術并以之作為職業(yè)的學生,他的處境如何?”在演講中,韋伯感嘆“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1]。對不同的人來說,這場冒險有著特殊的顏色、氣味和故事,可以用千百種方式來講述。

默認的痛苦恰是最值得追問的

曾聽說許多人在讀博期間非常掙扎,我自己也有過不少焦慮和掙扎,但大多數時候還是處于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tài)的。意外的是,在讀博的旅程結束后,我陷入了未曾想象的困境:像是跑完馬拉松一般,整個人的精神都快垮了。有幾周,我失眠非常嚴重,幾乎每天都會早醒,醒來就陷入情緒低落,出現食欲下降、精力嚴重不濟的情況。作為一個多年處于競爭性的學習環(huán)境之下、自認為相對有韌性的人,我因為這樣的狀態(tài)而感到痛苦萬分。面對這樣的困境,我不得不去思考:究竟要怎樣活著?

在最難熬的時期,我偶然讀到哈佛大學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的代表作《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凱博文在20世紀70年代末來到湖南醫(yī)學院,對中國的神經衰弱病人開展了研究。他好奇的是為什么中國的精神科還在使用已經被英美視為落伍的“神經衰弱”診斷,以及不同文化究竟如何影響人們對精神/心理疾病的認知和分類。


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

凱博文

上海三聯(lián)書店 2008

在書中記錄的數個讓人感到心痛的故事里,凱博文提到一位叫于春霞的女性。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她的經歷,而是她在描述自己罹患重性抑郁障礙原因時所說的一段話:

假設你在爬一座山,這座山非常陡峭,非常難爬。你看見人們從左右兩邊紛紛摔下山去。你的家人攀著你的脖子,抓著你的背,你要是掉下去,他們也會和你一起摔下去。你爬這座山已經20年了,你的眼睛一直緊盯著手抓的地方和落腳的地方。你不朝前看也不朝后看。最后,你爬到了山頂。然后也許你第一次朝后看了,你才發(fā)現自己經歷了多少艱難險阻,你的生活和家庭曾經多么困難,你的希望曾經多么渺茫。[2]

我從未經歷于春霞經歷過的政治動蕩和家庭困頓,但卻被這段話深深打動了,內心某個部分感受到了莫名的契合。在一些情境中,我似乎常常扮演某種圍欄,竭力阻擋著危險的潮水,但自己可能已被潮水浸濕,居于崩潰的邊緣,失去了呼救的能力。當我稍微能感受到自己究竟經歷了哪些艱難險阻時,我有了于春霞所形容的那種爬到山頂之后的感受。這段難以輕易言明的經歷對我產生了復雜的影響。意外的是,至暗時刻的痛苦體驗卻讓我在學術研究上獲得了新生的可能。

幸運的是,這樣一種痛苦體驗并沒有持續(xù)很久。大概一兩個月后,通過跑步、踢足球,熬過一天又一天在長椅上一坐一下午的日子,我好像已經自發(fā)地“痊愈”了。博士畢業(yè)后,我陸續(xù)關注到身邊的同學或多或少都經歷過相似的痛苦?!蹲匀弧罚∟ature)雜志2019年曾對690名中國博士生做過心理健康調查,有40%的人表示讀博期間曾因學業(yè)壓力焦慮或抑郁并尋求幫助,而這一數字在世界其他地區(qū)是36%。[3]和我一樣,其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都不會去看心理醫(yī)生或者尋求精神科的幫助。但這種默認的或者常常在忍受的痛苦,恰恰是最值得追問的。

為了做自己內心有所召喚的研究,我開始搜羅各種相關信息,期待能夠從不同的學術活動中獲得啟發(fā)。正當我對博士生抑郁問題一片茫然、束手無策時,看到清華大學“微沙龍”平臺發(fā)布了一個叫“抑郁漫談”的活動。去后才知道,參與者都來自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一個課題組。他們的研究確實和抑郁有關,只不過研究的不是人的抑郁,而是果蠅的抑郁。他們還給我推薦了一篇文獻,講述如何在實驗室里造成果蠅的抑郁。一種方式是將果蠅放在一個密閉空間,劇烈且不規(guī)則地震動,果蠅時時刻刻處于這樣一種不確定的狀態(tài)。一段時間后,它看到甜食也不太去吃了,陷入一種“習得性無助”的狀態(tài)。如果把抑郁理解為生命本能活力的喪失,我們人類的抑郁與果蠅的可能并沒有太大差別。

道德秩序何以重要

相比生物精神醫(yī)學界更多將抑郁視為一種客觀疾病,醫(yī)學人類學的研究者則傾向于以一種社會性的眼光來審視它。在凱博文看來,“抑郁是一種社會性的情感和障礙:抑郁的根源就是社會世界中的含義和關系,反過來它們也是抑郁的后果。社會世界是情感性的;它在個體及其障礙癥上得到具體體驗”。[4]在研究中,我們希望探討博士生抑郁體驗中的社會關系、社會互動,探索抑郁體驗的發(fā)生機制,尋找療愈或緩釋這種痛苦的現實路徑。在受訪博士生的敘述中,壓力、敏感、負面認知、喪失感是共通的體驗,但這些體驗又具有情境性,牽連著不同的意義世界。讀博是在一個制度性的場景中發(fā)生的,必須走進這些博士生的學習和生活,才能切身感受到象牙塔中制度化生活的不確定性究竟意味著什么,也才會明白抑郁體驗與主體道德感知的關系。

象牙塔是一個既純粹又復雜的情境,導師、同輩、培養(yǎng)制度等因素共同參與了一個博士生學術生活的建構。制度本身意味著一種道德評判標準的建立,它向每個人展開并試圖通過每一個人傳遞、浸染和籠罩其他人。盡管適應和接受制度也是一個學術社會化的過程,但這里存在陷阱和矛盾,甚至可能讓我們陷入危險。比如有博士生在訪談中說:(發(fā)不出論文)讓其“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活著就是浪費糧食,沒有價值”。這種邏輯反映了制度化的秩序對個人生活的強約束。理解博士生為何會陷入抑郁,僅將其視為醫(yī)學意義上的“疾病”是有缺憾的,還需要考察他們的道德處境和道德生活。生物精神醫(yī)學對抑郁的理解存在著一種“逆果為因”的解釋趨向,即常常將某種物質的缺乏視為造成抑郁的原因,但這可能恰恰是抑郁的結果。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這種混亂的身心狀態(tài)并被免于追究?我們也因此失去了認真審視生發(fā)抑郁體驗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機會。

在訪談中,一位博士生這樣反思自己當時為何陷入低谷狀態(tài):“為什么我那段時間不想活了?我讓家里人失望,讓老師失望,讓同學失望,不知道該怎么辦。……太多了,我難以承受?!币钟舻倪^程也象征著個人生活世界的道德支點被撬動。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往往無法實現自己的道德承諾和責任,無力滿足他人的期待,甚至無法言說自己的情緒,不斷被道德失敗的巨大危機所折磨,面臨難以過上一種有尊嚴的“道德生活”的困境??梢哉f,生存處境的“去道德化”和“再道德化”是理解其抑郁體驗的發(fā)生和療愈機制的一個基本框架。博士生的抑郁體驗讓我們看見個體與其所處環(huán)境的復雜關系。道德秩序的破碎和重建是理解抑郁發(fā)生和治愈的關鍵,這一旅程需要時間觀的重建。從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對其療愈過程的講述中,我們能看見他們努力掙脫原有道德牢籠,恢復道德自主性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

時空邊界的重建

時間是生活事件得以發(fā)生的前提,是生命之河流淌的線索。時間觀重建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從線性的時間觀轉向一種更加復雜的時間觀。一位博士生在網上寫道:“沒有學位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未來。”如果秉持這種僵硬的邏輯鏈條,讀博的確很容易成為一件非常辛苦的事。這種思維方式貫穿在我們的受教育過程之中。但是,有時人生的前進恰恰是在一次次誤差、各種機緣巧合之下向前走的。抑郁體驗雖痛苦,卻也給了我們反思人生狀態(tài)、重新審視自己的時間觀并發(fā)生生命轉向的機緣。

另一個維度是從單一時間觀轉向更多元的時間觀。對于有的博士生而言,“不寫論文的時間都是浪費”。但抑郁之后,就可能轉向一種更加多元的時間觀:可以去健身、養(yǎng)貓,可以在其他方面發(fā)現自己的天賦和價值。這種時間觀的轉向內隱著一種道德秩序的重建,也說明行動者主體在嘗試從其他方面獲得生活的支點,不再以論文或其他制度化的肯定作為評判自身價值的唯一依據,更不會僅以外部反饋來評判自己是不是一個完整的、有尊嚴的人,是不是一個“好人”。這時,想象的恐懼就會褪去,行動者主體就可以從沼澤中脫身。在日常理解中,我們經常把抑郁簡單地解釋為“想不開”,但“想不開”背后的社會性苦痛卻少有人追問??赡苓@種追問也常常會遭遇冰冷而殘酷的現實,因而我們總是在小心地逃避這一注定無果的追尋。

通過這項研究,我們想要看到“想開”和“想不開”是一個怎樣的過程,我們又應如何去理解這個過程。我們試圖為抑郁體驗的發(fā)生機制提供一個基本的解釋框架,即這里面存在著一個博士生被制度化的道德秩序困住而又嘗試掙脫其束縛的過程。但這又不僅是一種個體的敘事,還是一種社會性的公共敘事。身體是體驗、解釋、交流情緒和社會問題的載體,只是我們經常把它個人化了。在對博士生心理健康問題的思考過程中,對博士生培養(yǎng)和學術制度的拷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抑郁可以被視為一種公共問題,我們需要尋找博士生抑郁背后的社會根源。通過這項研究,希望大家能夠看到抑郁體驗的發(fā)生不只是個人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僅要對他人寬容,也應對自己寬容,應讓自己免于過度的苛責和自我束縛,認識到我們肩上的沉重也源于現在高校的學術評價制度所引發(fā)的連續(xù)性壓力傳導。

有時候,博士生的壓力源于導師,導師又承擔著系統(tǒng)性的壓力。良好的師生關系不能僅靠“良心活”,還依賴一個健康、富有人性的制度環(huán)境,學術文化和生態(tài)則是更為關鍵的土壤。如果象牙塔里的學術制度是缺乏教益的,文化是缺乏人文關懷的,學術評價體系和學術生態(tài)不往鼓勵研究者做真實而有熱情的議題轉變,精神健康預防和干預體系難以提供適切、及時的支持,個人承擔的重量和可能得到的支持就會失衡。

學術文化的變革

每個人都是在一種具體的文化下長大的,接受和認可的諸多規(guī)范、價值、道德都是一點點建構和生長起來的。但是,當“最看重的價值和感情受到威脅或喪失”[5],我們該如何面對?英國劍橋大學人類學家和精神病專家里弗斯(W. H. R. Rivers)的觀點值得重視。在里弗斯看來,“曾經讓我們成為有道德的人的那些社會規(guī)范可能會在某些情境下讓我們墜入真正的危險”。因此,他認為:“規(guī)范和規(guī)范化必須改造;道德必須改變?!匦乱?guī)范道德可以打破擴大危險的惡性循環(huán),以防止誤用和濫用道德經驗?!盵6]


道德的重量

克萊曼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當我們遇到復雜的社會生活,遭遇難以想象的惡意而不知如何自處,或許可以嘗試去做的是改變道德規(guī)范,將人作為規(guī)范的尺度。可以說,抑郁是一個人對自己所處的地方性的社會生態(tài)、制度化情境以及嵌入其中的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回應。在學術社會化的過程中,作為結果呈現的抑郁其實是一粒粒種子破土而出后纏繞在一起的小苗。這些種子一直在長,直到無可回避。這就需要我們共同去關注抑郁的教育和社會根源,并且不回避每個人自身在此議題上的責任。

在思考博士生的抑郁體驗時,需要認識到心理健康是高等院校的公共責任,而不只是個人責任、家庭責任。對于高校的管理者而言,不能只盯著“上面”,需要加強對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相關知識的普及,包括對多元成就的鼓勵和欣賞。比如,我們是否可以不只在學校里宣傳國家獎學金、發(fā)頂刊,也看見并鼓勵一個人的多元價值,看到多種可能生活的意義。如何在生活中包容脆弱,又如何相互欣賞、信任和激勵,這在一個競爭愈加激烈的時代是對所有人的拷問。

當然,博士生以及大學生遭受包括抑郁在內的情緒困擾不只是高等教育的問題,也是整個教育系統(tǒng)在社會壓力下的一種回應。當高校培養(yǎng)依然是高度評價性和篩選性的,社會自發(fā)的力量難以生長,體制內外的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增大,那就像把每個人都綁在一個尺子上,讓大家沿著尺子去爬,這樣會造成太多壓抑創(chuàng)新和活力的“可預期結果”。高度績效化和缺乏人文氣息的科研和學術環(huán)境很難帶來真正的創(chuàng)新,反而會摧殘和壓抑學術熱情,傷害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讓教育失去其本該具有的美好屬性。在這個時代,我們好像能夠學到更多知識,但是它并沒有增進我們尋找幸福的能力,很多時候甚至帶來了太多的痛苦和消耗。人們之所以“卷”,是因為所有人都往一個方向走,都渴望相似的東西。如果我們往四面八方走,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社會圖景。這涉及我們每個人究竟要如何生活的終極命題,背后更需要反思的是中國社會的開放性及與此緊密相關的社會心態(tài)問題。

就學校的心理健康預防和干預體系而言,在心理咨詢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常常存在“不要出事”的思維傾向。這意味著我們關注的往往是那些快要出事的人或問題,而對那些隱性的問題視而不見。但越是這樣,可能越容易出事。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特別強調預防,其中支持性的人際關系非常重要,它不僅能預防抑郁,并且有助于恢復人們對生活的想象和熱情。在我們的學術文化當中,常常只是口頭上把身心健康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在實際的體系運作過程中,排在第一、講得最多的還是期刊等級、項目、“帽子”等符號化的存在。學術文化的變革任重而道遠,不僅依賴于科研管理制度,也依賴每個人之間的相互影響。

通過這項研究,我們想要表達的是抑郁作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的“異常體驗”,恰恰是對主體生活處境的正?;貞_@種體驗是在告訴我們目前的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已經不能再以現在的模式來生活了。我們必須要改變,或是改變心態(tài),或是改變環(huán)境,或是改變某種價值觀,改變某種關系中的位置。因此,抑郁有可能使一個人重新成為道德主體,它為承受這一痛苦的人提供了一個回歸自我、重建道德生活的契機,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現有制度和學術生態(tài)的機會。如果用一種顏色來形容這種痛苦,它也許是“灰色”?;疑翘炜蘸偷孛娴念伾?,是生命的過渡,也是不同事物之間的橋梁。我們可以完全否認痛苦本身具有意義,但對痛苦進行反思、從痛苦中走出來的經歷將與我們生命中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其他體驗相連,并在時間的尺度上一次又一次地展開其可見和尚未明晰的意義。

* 本文基于播客ATGC doctors' chat兩期訪談“博士生抑郁體驗(上):探索免于自責的可能性”以及“博士生抑郁體驗(下):斷裂、重塑、尋找人生的支點”的錄音文稿修改、完善而成。感謝播客主理人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趙雅嫻博士和訪談嘉賓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系王莉博士,感謝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劉若南同學整理錄音。文中內容涉及的已發(fā)表文章有:程猛,李嘉怡. 象牙塔尖的憂郁——博士生抑郁體驗的敘事研究[J]. 教育研究,2022(7);程猛,吳慧敏,馬嘯. 讀博:一場精神賭博?——國外關于博士生抑郁風險的研究述評[J]. 比較教育研究,2020(8)。

參考文獻

[1] 韋伯.學術與政治[M]. 馮克利,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8: 1-4.

[2] 凱博文. 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 現代中國的抑郁、神經衰弱和病痛[M]. 郭金華譯, 上海: 上海三聯(lián)書店, 2008: 141.

[3] WOOLSTON C, O'MEARA S. China's PhD Students Give Their Reasons for Misery[J]. Nature, 2019(575).

[4] 同[2], 第2頁。

[5] 克萊曼. 道德的重量: 在無常和危機前[M]. 方筱麗, 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17.

[6] 同上, 第197頁。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127期,題圖來自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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