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圍能促進市民的身心健康發(fā)展,從而提高市民的城市居住獲得感,與居民生活質量息息相關,也是宜居城市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張文忠, 2007)。21世紀以來,國際前沿研究表明,多元文化是高素質人才最為關注的宜居要素之一。如Clark(2004)發(fā)現(xiàn),大學畢業(yè)的年輕人偏好具有豐富多樣文化娛樂方式的居住環(huán)境;Glaeser等(2006)也指出,多樣化的文化娛樂設施和消費環(huán)境等所代表的高質量生活能夠使精英人群在城市集中。許多學者還指出,反映社會文化包容性的因素能夠解釋高新技術就業(yè)的增長(Black et al, 2002; Glaeser, 2005; 蔡建明, 2016)。由于高技術產(chǎn)業(yè)布局往往與高學歷、高科技人才密切相關,即文化可以通過影響人才的定居決策間接影響企業(yè)的空間選址(Florida, 2002),人才和高技術企業(yè)的集聚將提高城市創(chuàng)新能力,最終推動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

目前中國對城市居住環(huán)境、宜居城市等的研究主要關注服務設施、交通出行等領域,對文化氛圍的研究相對較少。近年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及全球化的深入,城市發(fā)展已經(jīng)邁入新階段,發(fā)展目標和重點逐漸由重視物質與實體空間的規(guī)劃和建設向城市文化和精神塑造轉變(張文忠, 2016)。隨之,如何塑造城市文化特色,打造城市文化品位成為城市文化研究的核心議題。許多研究探討如何將文化與產(chǎn)業(yè)相結合,通過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實現(xiàn)城市功能轉型(馬仁鋒, 2012)、推動城市更新(諶麗等, 2010),甚至將文化產(chǎn)業(yè)視為提升城市競爭力的引擎(鐘雅琴, 2011);強調將文化落實于城市空間設計之中(何序君等, 2012),探討文化建設訴求下的地理環(huán)境改造、建筑風格等方面的城市空間塑造(盛明潔, 2014)。還有許多研究從城市文化設施角度出發(fā),探討文化設施的數(shù)量、規(guī)模和種類對城市文化建設的影響(王京山等, 2005; 鄧乙桂, 2009; 黃鶴等, 2012),以及關注文化設施的空間布局如何影響其功能發(fā)揮(張景秋, 2004; 呂斌等, 2012)。但這些研究很少直接以居民訴求為切入點。

在城市文化主觀感知研究方面,現(xiàn)有文獻主要是從地方感、認同等視角討論“他者”城市文化意象。例如張虹菲等(2007)分析了國外背包客在北京旅游的動機和滿意度;白凱(2012)探討了旅華美國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認知的發(fā)生機制與過程模型;蔡曉梅等(2012)分析了廣州高星級酒店外籍管理者對廣州的地方景觀感知的形成機制;曹永榮等(2012)分析了國際人士眼中上海總體印象滿意度;尹小娜等(2015)運用網(wǎng)絡文本分析法解讀了游客對福州三坊七巷的文化感知。討論本地居民如何看待城市文化、是否認可城市文化氛圍的研究尚較少,僅有少量探討了本地市民對城市文化設施的滿意度(陳永國等, 2012)。此外,受數(shù)據(jù)可獲性影響,已有研究均以單個城市或旅游目的地為對象,分析居民或游客的文化感知;受限于城市之間大規(guī)模的文化氛圍滿意度調查數(shù)據(jù),未能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差異及其形成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研究。

城市文化氛圍的主觀感知研究對于城市文化建設和國際競爭力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本地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感知直接關系宜居的獲得感,由此引發(fā)的居住選擇和城市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的鏈式效應是知識經(jīng)濟時代影響城市發(fā)展的重要動因。本文以宜居城市建設中的文化氛圍為切入點,基于既有文獻,以全國40個重點城市近萬份宜居城市調查問卷數(shù)據(jù)為基礎,分析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滿意度評價差異,并采用多層線性模型定量考察面向居民的城市文化生活指標對滿意度評價的影響。本文將豐富城市文化和宜居城市研究的領域、定量模擬方法,可為城市文化建設提供依據(jù)。

2 研究設計

2.1 分析框架

滿意度是衡量消費者獲取的客觀福利與其期望水平之間差異的指標,常被用于測度居住環(huán)境對居民需求的滿足程度(Campbell et al, 1976)。本文的文化氛圍是宜居城市框架下的一個要素,其滿意度表征居民體驗的文化環(huán)境與其文化需求之間的差異。相應地,其影響因素包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圖1)。已有文獻(王益澄, 2003; 李開宇等, 2005)表明,影響城市文化供給的因素包括歷史積淀、文化投入、文化產(chǎn)業(yè)、文化設施、文化交流、文化科技、文化消費等諸多方面。其中,直接影響城市文化氛圍的包括文化消費層次、文化設施及歷史文化積淀等。文化消費層次是指城市能夠提供的文化消費的種類和數(shù)量,文化消費層次越豐富,越有利于形成豐富多元的城市生活方式,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文化設施是居民文化體驗、消費的場所,直接影響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評價;歷史文化積淀是城市居民的記憶傳承和精神家園,厚重的歷史能提升宜居城市的內涵,促進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此外,文化需求和偏好與居民自身屬性(性別、年齡、學歷、職業(yè)等)有關,同時作為社會人,文化需求也受到家庭成員的影響。通常來說,個人的文化需求偏好往往與家庭而非個人的收入有關。由于外地人可能存在文化隔閡,抑或某些設施存在戶籍門檻,因此是否具有本地城市戶口也可能影響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

圖1   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影響因素

Fig.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level on urban culture environment

本文將驗證以上因素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影響是否成立,并且關注城市文化供給如何影響不同居民的主觀感知。

2.2 模型與變量設置

鑒于本文模擬城市層級的文化生活供給因素及個體層級的屬性因素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影響,數(shù)據(jù)結構同時涵蓋了城市與個體2個層級?？紤]到數(shù)據(jù)的嵌套性,使用多層線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進行模擬,其顯著優(yōu)點是模型估計系數(shù)及其標準誤充分考慮了不同層級人口結構的收斂性(Ballas et al, 2012),模型能將不同地理層級要素對個體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影響加以區(qū)分,并精確計算出每個地理層級要素對解釋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差異的貢獻。由于調查問卷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測度結果為有序分類的李克特量表式變量,按照采集的滿意度（非常不滿意、不滿意、一般、滿意、非常滿意）,分別將其轉換為百分制得分,對應分值為100、80、60、40、20。本文文采用的多層線性模型如下：

yij=a0+∑m=1M(βmxmij)+∑n=1N(δnwnj)+uj+εij(1)

uj~N0,σu2,εij~N0,σe2,covuj,εij=0(2)

式中：i、j分別表示個體和城市層級; yij表示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滿意度得分; xmij和 wnj分別對應個體和城市層級的解釋變量矩陣; a0表示截距項; βm、 δn分別表示個體和城市層級第 m個和第 n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 uj和 εij分別表示個體和城市層級的殘差; uj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u2的正態(tài)分布, εij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e2的正態(tài)分布;uj和εij被假定為相互獨立。σu2和σe2分別表示因變量文化氛圍滿意度在城市和個體兩個層級的變異程度(方差)。根據(jù)模型(2),個體之間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方差為var(yij)=σu2+σe2;同一城市不同個體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間的協(xié)方差為：cov(yij, yi'j)=cov(uj+εij, uj+εi'j)=σu2。因此,同一城市內個體間的相互聯(lián)系程度為：ρ=σu2/(σu2+σe2)。在多層模型文獻中,ρ通常被稱為組內相關系數(shù)或者方差分解系數(shù),用于衡量組間差異對因變量的解釋能力(Goldstein, 2003)。

關于模型估計方法,可采用迭代廣義最小二乘方法(Iterative Genelised Least Squares, IGLS ),或者基于馬爾科夫鏈蒙特卡洛模擬的貝葉斯估計方法(Bayesian Monte Carlo Markov Chain, MCMC) (Goldstein, 2003)?？紤]到模型結構設置的復雜性,為達到更加準確并且穩(wěn)健的估計結果(Browne et al, 2001),本文采用MCMC。在模型中,城市層級的自變量包括表征歷史文化積淀的文物保護單位,表征文化設施的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劇場、影劇院數(shù)和博物館數(shù),以及表征文化消費水平的人均GDP。因為研究指出當人均GDP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人們的消費將向追求精神文化轉變,產(chǎn)業(yè)結構也將出現(xiàn)向文化產(chǎn)業(yè)的轉向(李海艦等, 2010)等。個體層級的自變量包括家庭月收入、家庭人口數(shù)和個人年齡、性別、學歷、職業(yè)、戶籍等。

2.3 數(shù)據(jù)來源

采用的主觀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宜居城市課題組于2015年開展的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40個重點城市問卷調查數(shù)據(jù)。調查對象為居住在該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該調查中,城市文化氛圍和服務設施可達性、交通便捷性、環(huán)境健康性、安全性等共同作為宜居城市的重要組成要素,居民對其滿意度的評價構成問卷主體部分,此外還包括被調查者的自然與社會經(jīng)濟屬性狀況。問卷量為12000份,回收9325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為77.7%?？陀^數(shù)據(jù)來自于《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2015》以及國家文物局官方網(wǎng)站等。問卷數(shù)據(jù)與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性分析見表1。

表1   樣本基本情況與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

Tab. 1   Variables in the model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es

變量變量描述(均值/百分比)因變量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評價61.6分城市層級變量人均GDP92238.7元劇場、影劇院數(shù)33.7個文物保護單位278.3處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196.2冊博物館數(shù)29.2個個體層級變量家庭月收入<3000元(12.2%);3000~5000元(19.6%);5000~10000元(29.0%);10000~15000元(25.6%);15000~20000元(6.6%);20000~30000元(5.2%);>30000元(1.8%)家庭人口數(shù)3.1人年齡<20歲(10.7%);20~29歲(18.6%);30~39歲(27.1%);40~49歲(19.9%);50~59(12.3%)歲;>60歲(11.4%)性別男(51.7%);女(48.3%)學歷初中及初中以下(11.2%);高中(18.4%);大學(56.2%);研究生及以上(14.2%)職業(yè)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13.3%);辦事及有關人員(15.6%);專業(yè)技術人員(20.8%);生產(chǎn)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14.0%);商業(yè)服務業(yè)人員(16.6%);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人員(12.2%);其他從業(yè)人員(7.5%)戶籍本地(64.8%);外地(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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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分析

3.1 不同城市的文化氛圍滿意度比較

在被調查的40個城市中,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最為滿意的城市依次為濟南、上海、北京、深圳和天津,得分分別為66.35、65.83、65.76、65.36（圖2）。其中,濟南和北京均為歷史文化名城,濟南有遐邇聞名的龍山文化、名士文化、泉文化,北京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兩座城市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滿意度較高。上海、天津是近代形成的開埠通商城市,異國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因此也形成了令居民滿意的城市文化氛圍。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出人意料的是建城史較短的深圳。通過整理深圳的文化政策,不難發(fā)現(xiàn)深圳的文化建設力度極大,例如在城市規(guī)劃與實施中重視歷史文化遺存的保護與開發(fā)力度,對大鵬古城、南頭古城、宋少帝陵及各種民間文化信仰場所進行整體包裝,提升了城市歷史文化內涵;同時還積極利用“深圳國際高新技術博覽會、文化產(chǎn)業(yè)博覽會”和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政策推動現(xiàn)代文化名城建設;作為年輕人口比重較高的城市,深圳非常關注休閑旅游文化市場,發(fā)展諸如美術館、音樂廳、24小時書店/書吧等高品位文化休閑場所,增強城市的文化親和力;并在全國率先引進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yè)大學、中國科學院、香港大學等院所的高教優(yōu)勢與科研優(yōu)勢推動本土人才培養(yǎng)、科研創(chuàng)新等等。此外,深圳文化發(fā)展速度大大超出了本地居民的預期,也是其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評價得分較高的原因。

圖2   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均值統(tǒng)計

Fig. 2   Residents' mean satisfaction level on urban cultural environment

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最低的城市包括三亞、哈爾濱、南昌、拉薩和鄭州等,得分分別為55.92、57.18、57.99、58.17和58.60(圖2)。這些城市中,盡管三亞是獨特的國際海島旅游城市,拉薩具有鮮明的藏地風情,對于“他者”而言文化特色鮮明,但是對于本地居民來說,可供體驗、參與的文化設施非常少,因此評分較低。同時發(fā)現(xiàn),盡管西安歷史文化底蘊深厚,也有許多重點大學分布,但圖書館、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數(shù)量不足,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評價得分也不高。

3.2 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模型估計與因素識別

本文模型均采用MLwiN(version 2.32)軟件進行估計,基于MCMC估計的MLwiN詳細操作見文獻(Browne, 2012)。對MCMC的設定為抽取10000個樣本,舍去前5000個樣本,最終的模型參數(shù)匯總均基于之后的樣本。采用偏差信息標準(Deviance Information Criterion, DIC)比較不同模型的擬合效果。DIC作為一個綜合指標,既考慮到不同模型對數(shù)據(jù)的擬合程度,又能考慮到模型的復雜程度。DIC值越小表明模型對數(shù)據(jù)的擬合程度越高,一般來說,如果DIC值差別大于5則表明模型有明顯的優(yōu)化(Browne, 2012)。

模型設定如下：首先引入個體層級變量,其次引入城市層級變量。由于城市層級變量中,人均GDP,劇場、影劇院數(shù),文物保護單位,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博物館數(shù)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為避免共線性導致的模型估計結果不穩(wěn)定,將4個變量分別引入模型。在引入變量之前,首先建立不引入任何解釋變量的空模型,計算個體與城市層級的方差,得到方差分解系數(shù)為0.46%。方差分解系數(shù)可衡量組間(城市層級)差異對因變量的解釋能力。由此可見,居民文化氛圍滿意度差異主要來自個體層級的異質性,城市層級的異質性解釋能力有限。模型II、III、IV、V引入城市層級變量之后,DIC有不同程度減小,說明引入城市層級變量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解釋力更好。

根據(jù)模型II、III、IV、V的估計結果(表2),城市層級的人均GDP,劇場、影劇院數(shù),文物保護單位,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博物館數(shù)均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其中,人均GDP影響為正,說明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更高時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感到更滿意,因為在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更高的城市,文化產(chǎn)品和文化服務越豐富,從而能夠更好的滿足居民需求。文物保護單位對滿意度的影響為正,說明歷史文化傳承及底蘊濃厚的城市,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更為滿意,因此城市在更新改造的進程中,應注重對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和修復,通過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實現(xiàn)城市文化氣質的提升,獲取居民更高的認可度。劇場、影劇院數(shù),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和博物館數(shù)對居民文化感受的影響同樣為正,說明城市文化休閑場所的營造能夠提升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啟示城市規(guī)劃實踐中,應重視居民日益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通過增加文化休閑場所,改善居民的文化生活品質。

表2   模型估計結果

Tab. 2   Estimation results for the baseline model and models with additional city-scale variables

模型I模型II模型III模型IV模型V常量61.948***(1.512)27.676***(6.057)59.286***(1.925)53.206***(2.979)59.904***(1.815)城市層級變量人均GDP/元6.899***(1.256)劇場、影劇院數(shù)/個1.72***(0.776)文物保護單位/處1.353**(0.874)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冊2.375***(0.828)博物館數(shù)/個1.564**(0.795)個體層級變量家庭月收入(參照組：<3000元)3000~50001.721**(1.017)1.808*(1.081)1.666**(0.981)1.779**(1.001)1.677**(0.997)5000~100000.934(0.985)0.944(1.015)0.871(0.919)0.930(0.947)0.842(0.962)10000~150000.899(1.014)0.886(1.002)0.766(0.930)0.850(0.992)0.739(1.006)15000~200003.096**(1.394)2.87**(1.375)2.821**(1.335)2.727**(1.386)2.767**(1.336)20000~300002.848**(1.527)2.624**(1.547)2.434**(1.43)2.547**(1.443)2.469**(1.422)>300003.160***(2.229)3.011*(2.238)2.834*(2.206)2.843(2.114)2.732(2.362)家庭人口數(shù)-0.215(0.261)-0.221(0.257)-0.177(0.241)-0.207(0.249)-0.213(0.242)年齡-0.265***(0.202)-0.247(0.203)-0.222(0.196)-0.233(0.193)-0.239(0.192)年齡平方①-0.345***(0.144)-0.338**(0.148)-0.33***(0.147)-0.318**(0.154)-0.329**(0.15)性別(參照組：女性)男性0.497(0.547)0.482(0.539)0.475(0.527)0.473(0.548)0.490(0.555)學歷(參照組：大學)初中及初中以下-0.189(1.043)-0.027(1.066)-0.082(1.066)-0.061(1.086)-0.045(1.071)高中-0.448(0.790)-0.234(0.805)-0.272(0.819)-0.322(0.817)-0.335(0.794)研究生及以上-0.309(0.819)-0.208(0.861)-0.217(0.815)-0.229(0.803)-0.247(0.820)職業(yè)(參照組：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辦事及有關人員0.736（1.026）0.719(1.024)0.906(1.066)0.843(0.960)0.708(1.018)專業(yè)技術人員2.020**(0.963)2.051**(0.970)2.109***(0.971)2.136***(0.929)1.969**(0.991)生產(chǎn)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0.052(1.073)0.125(1.057)0.223(1.074)0.264(1.058)0.025(1.072)商業(yè)服務業(yè)人員0.869(1.033)0.898(1.027)1.062(1.052)1.036(0.995)0.893(1.013)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人員-1.548***(1.093)-1.349(1.117)-1.293(1.147)-1.294(1.100)-1.421*(1.114)其他從業(yè)人員0.562(1.386)0.526(1.409)0.593(1.412)0.757(1.327)0.485(1.313)戶籍(參照組：本地)外地0.344(0.602)0.331(0.595)0.399(0.589)0.394(0.576)0.381(0.57)DIC87435.25887428.4987428.6987427.93987429.81pD31.26533.73835.16932.58433.270

注：①年齡平方為中心化處理的年齡平方,其值為（實際年齡-年齡均值）
2;*、**、***分別表示變量在90%、95%、99%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城市層級數(shù)值變量取對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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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體層級變量中,家庭月收入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及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要顯著高于家庭月收入小于3000元的居民。這是由于,一方面部分城市文化產(chǎn)品存在價位門檻,限制了低收入群體的文化產(chǎn)品可獲得性,因此低收入群體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更低;另一方面,與高收入群體相比,低收入群體受生計所迫,更重視生活必須品以滿足生活需求,對于高層次的文化追求相對較低,城市的文化建設對其影響較弱。為考察年齡是否存在非線性的影響,同時將年齡及中心化處理的年齡平方引入模型。結果表明,年齡和年齡平方同時對文化氛圍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其中年齡平方的影響為負,說明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隨著年齡增長先升后降。中年人對城市文化氛圍最滿意,其原因是,中年人的經(jīng)濟實力最強,最有能力滿足自身的文化需求。此外,城市針對老年人的城市文化設施相對貧乏也是導致老年人對文化氛圍滿意度較低的原因之一。與職業(yè)類別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的群體相比,從事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的就業(yè)群體對城市文化氛圍感到更不滿意,是因為后者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支付文化產(chǎn)品與服務的能力有限。

一般而言,女性因為承擔家庭勞動更多而不得不犧牲消費娛樂時間,并且城市建設中更多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需求考慮不充分,因此女性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往往更低;高學歷人群的文化需求和期望水平更高,更難以得到滿足;外地戶籍人群在城市中存在文化隔閡,一些文化設施也存在戶籍門檻,因此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低于本地居民。本文模型計算結果中的系數(shù)方向與這些經(jīng)驗一致,但計算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性別、學歷、戶籍引起的差異實際并不顯著。

3.3 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跨層級影響因子分析

圖3顯示了不同家庭月收入水平的居民文化氛圍滿意度隨城市人均GDP及劇場、影劇院數(shù)增長的變化。從圖3a可以看出,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而言,其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隨城市人均GDP的改變而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除家庭月收入為3000~5000元的居民其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隨人均GDP增加而降低以外,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均隨人均GDP增加而提高;其中,家庭月收入為20000~30000元的居民滿意度提高速度最快。劇場、影劇院數(shù)與家庭月收入的交互項也表現(xiàn)出類似的特征(圖3b),家庭月收入為3000元以下的居民,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隨劇場、影劇院數(shù)量增加而降低,對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其滿意度均隨劇場、影劇院數(shù)量增加而提高;其中,家庭月收入為30000元以上的居民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提高速度最快。

圖3   人均GDP(a)/劇場、影劇院數(shù)(b)與居民收入的交互作用預測圖

Fig. 3   Predi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r capita GDP / number of theaters and income

由于人均GDP能表征城市文化消費的繁榮程度,而劇場、影劇院數(shù)則表征城市的文化娛樂活動,因此,可從城市與個體層級交互項的分析結果得到以下啟示：不同收入階層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因文化消費層次而異,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越高,城市越繁榮,文化消費層次越豐富,高收入階層越滿意,而經(jīng)濟發(fā)展相對滯后的小城市無法滿足高收入階層的文化消費需求。這也符合Clark(2004)、Glaeser等(2006)和Florida(2002)的研究結論：“越是精英階層,越追求大城市的豐富多元的消費和娛樂方式”。事實上,早在1983年,Berry(1983)的《比較城市化》書中指出：多樣化生活方式是大城市之所以能源源不斷吸引人口涌入的原因。低收入階層在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稍微落后的城市滿意度更高,可能是因為文化消費的價格更低;而人均GDP較高城市,由于缺乏面向低收入階層的平民化文化產(chǎn)品,低收入階層的滿意度更低。

4 結論與討論

4.1 主要結論

中國城市發(fā)展已經(jīng)進入新動能階段,宜居城市成為眾多城市發(fā)展的目標,其中面向居民的城市文化和精神建設更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目前地理學界尚缺乏對本地居民文化感知的研究。本文結合全國40個重點城市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調查數(shù)據(jù),首先分析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評價的總體特征,然后采用多層線性回歸模型檢驗城市文化生活指標及個體屬性特征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影響,為基于改善文化氛圍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建設宜居城市提供了依據(jù)。

主要結論如下：①城市層級的變量對居民文化氛圍滿意度呈現(xiàn)出正向的顯著影響,表明文化消費層次、文化設施和歷史文化積淀均能提升本地市民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②居民評價的差異更多來自個體屬性的不同。其中家庭月收入、年齡、職業(yè)3個變量顯著?？傮w來說,家庭月收入越高,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滿意度越高,這可能與不同收入階層的文化消費層次和文化欣賞能力有關。年齡對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影響表現(xiàn)為：隨著年齡的增加,城市文化氛圍的滿意度評價先增加再降低。職業(yè)類型中,農(nóng)林牧漁水利生產(chǎn)人員的滿意度較低。③不同收入階層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隨文化消費水平的改變而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變化,總體上,城市人均GDP提升,劇場、影劇院等文化休閑場所增加,對高收入階層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比低收入階層影響更大,符合Clark(2004)、Glaeser等(2006)和Florida(2002)的研究結論：高收入精英階層偏好豐富多元的文化消費娛樂方式;而低收入階層的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下降或緩慢提高,是由于人均GDP高的城市缺乏面向低收入階層的平民化文化產(chǎn)品。

4.2 討論

本文結論驗證并補充了現(xiàn)有城市文化研究和宜居城市研究的相關成果。文中采用本地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作為評價的核心觀察變量,與通常采用的多而全的文化評價指標體系相比,避免了指標打分、取權重等加工部分,能更加直接反映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整體評價;而納入模型的影響因素也圍繞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展開。研究結論表明,文化消費層次、文化設施和歷史文化積淀及居民個體因素均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該結論是對以“他者”語境為主的文化感知研究成果的重要補充。并且本文以大規(guī)模的跨城市問卷數(shù)據(jù)為基礎,觀測了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在不同城市的差異,并且從城市自身的特征尋找這種差異存在的原因,擴展了城市文化感知文獻的研究尺度。同時研究結論對城市規(guī)劃具有實踐應用價值,對豐富居民文化生活、建設宜居城市具有積極意義。

誠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后續(xù)研究希望能納入更加廣泛的影響因子,如文化交流、文化活動、社區(qū)文化等,運用各種不同方法,深入探討居民對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的城市差異及影響機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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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is known both as one of America's loveliest cities and as home to an unusually large gay community. We argue that this overrepresentation of gays is not coincidental. Gay households face constraints that make having children more costly for them than for similar heterosexual households. This reduces lifetime demand for housing while freeing resources for allocation elsewhere. Therefore, gay men disproportionately sort into high-amenity locations. A ranking of metropolitan areas by their gay concentration finds high concentrations in America's most attractive cities.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measures of local amenities predict gay location more strongly than does gay friend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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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91/1471082011281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social and other sciences many data are collected with a known but complex underlying structur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multilevel modelling techniques that account for nested data structures. Often however the underlying data structures are more complex and cannot be fitted into a nested structure. First, there are cross-classified models where the classifications in the data are not nested. Secondly, we consider multiple membership models where an observation does not belong simply to one member of a classification. These two extensions when combined allow us to fit models to a large array of underlying structures. Existing frequentist modelling approaches to fitting such data have some important computational limitations.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ways of overcoming such limitations using Bayesian methods, since Bayesian model fitting is easily accomplished using Monte Carlo Markov chain (MCMC) techniques. In examples where we have been able to make direct comparisons, Bayesian methods in conjunction with suitable diffuse' prior distributions lead to similar inferences to existing frequentist techniques. In this paper we illustrate our techniques with example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demography, and public health illustrating the diversity of models that fit into our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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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11/1467-8306.003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 or huma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attract talent and its effects on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regional incomes. Talent is defined as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measured as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nd above.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e hypothesis that talent is attracted by diversity, or what are referred to as low barriers to entry for human capital. To get at this, it introduces a new measure of diversity, referred to as the diversity index, measured as the proportion of gay households in a region. It also introduces a new measure of cultural and nightlife amenities, the coolness index, as well as employing conventional measures of amenities,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regional income. Statistical research supported by the findings of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is used to probe these issues.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hypothesis and shed light on both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d its effec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is highly concentrated. Tal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iversity index. Furthermore,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location. Talent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work independently and together to generate higher regional incomes. In short, talent is a key intermediate variable in attract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generating higher regional 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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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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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愿景下的文化與空間有機融合的地理途徑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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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國家競爭力日益依賴于以科技為支撐的硬實力、以人才為源泉的智創(chuàng)力和以文化為核心的軟實力,以及能吸引并承載這些關鍵要素的多尺度創(chuàng)新空間。這些空間既包括有利于產(chǎn)生和激發(fā)創(chuàng)新的地方或場所,又包括疊加交織在這些場所中能促發(fā)各種思想交流碰撞、各類社會關系構建的文化氛圍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因此,如何使文化作為一個關鍵要素根植于空間,進而打造出具有文化品位且能生產(chǎn)新文化的地方,正逐漸成為亟須研究的核心議題和學界所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本文首先基于對中國新愿景的解讀和文化本質的辨析,呼喚中國迫切需要形成一種與其大國綜合實力相匹配的新文化;之后,基于歷史發(fā)展透視論述了如何通過文化根植打造新地方,以提升城市和國家的競爭力;最后,本文強調了地理學人應高度關注有關文化與地方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新研究命題,以在這個以人本化為導向,追求舒適宜人性、城市性、流動性、通達性、人文性和安全性的時代,進一步優(yōu)化創(chuàng)新空間并推動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回應這一召喚,地理學需要擴展其研究視角,在繼續(xù)關注宏觀區(qū)域分析的基礎上,更加著眼于微觀空間/地方打造的研究。

[Cai J M, Lin J.2016.

New marriage of culture and space under China's new vision: Approach and opportunities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5(11): 2001-201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國家競爭力日益依賴于以科技為支撐的硬實力、以人才為源泉的智創(chuàng)力和以文化為核心的軟實力,以及能吸引并承載這些關鍵要素的多尺度創(chuàng)新空間。這些空間既包括有利于產(chǎn)生和激發(fā)創(chuàng)新的地方或場所,又包括疊加交織在這些場所中能促發(fā)各種思想交流碰撞、各類社會關系構建的文化氛圍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因此,如何使文化作為一個關鍵要素根植于空間,進而打造出具有文化品位且能生產(chǎn)新文化的地方,正逐漸成為亟須研究的核心議題和學界所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本文首先基于對中國新愿景的解讀和文化本質的辨析,呼喚中國迫切需要形成一種與其大國綜合實力相匹配的新文化;之后,基于歷史發(fā)展透視論述了如何通過文化根植打造新地方,以提升城市和國家的競爭力;最后,本文強調了地理學人應高度關注有關文化與地方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新研究命題,以在這個以人本化為導向,追求舒適宜人性、城市性、流動性、通達性、人文性和安全性的時代,進一步優(yōu)化創(chuàng)新空間并推動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回應這一召喚,地理學需要擴展其研究視角,在繼續(xù)關注宏觀區(qū)域分析的基礎上,更加著眼于微觀空間/地方打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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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級酒店外籍管理者對廣州地方景觀的感知與跨文化認同

[J]. 地理學報, 67(8): 1057-1068.

https://doi.org/10.1007/s11783-011-0280-z    URL    摘要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有關跨國移民對城市景觀的感知和跨文化認同研究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以廣州高星級酒店外籍管理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定性研究 進行數(shù)據(jù)的收集和分析,構建了外籍管理者對城市地方景觀感知和跨文化認同的形成演變機制,并得出以下結論:①在職業(yè)影響下,外籍管理者對遷入城市產(chǎn)生了被 動的地方認同,進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認同模式;②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構建對城市地方景觀進行感知,對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觀 感知度較高,反映出他們對故鄉(xiāng)和遷入城市的地方認同,從而產(chǎn)生了同時具有整合和邊緣特征的跨文化認同模式;③外籍管理者通過遷入城市的地方景觀感知而產(chǎn)生 地方意義的解讀,基于對遷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義解讀,對城市產(chǎn)生了地方認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認同模式,基于對遷入城市負面的地方意義解讀,對城市產(chǎn)生了地方 不認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結論豐富了城市景觀研究和跨文化認同研究的相關理論成果,并為中國跨國移民政策和國際化城市建設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實踐參 考。

[Cai X M, Zhu H.2012.

Foreign managers' perception on urban landscape of place and their cross-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7(8): 1057-1068.]

https://doi.org/10.1007/s11783-011-0280-z    URL    摘要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有關跨國移民對城市景觀的感知和跨文化認同研究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以廣州高星級酒店外籍管理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定性研究 進行數(shù)據(jù)的收集和分析,構建了外籍管理者對城市地方景觀感知和跨文化認同的形成演變機制,并得出以下結論:①在職業(yè)影響下,外籍管理者對遷入城市產(chǎn)生了被 動的地方認同,進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認同模式;②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構建對城市地方景觀進行感知,對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觀 感知度較高,反映出他們對故鄉(xiāng)和遷入城市的地方認同,從而產(chǎn)生了同時具有整合和邊緣特征的跨文化認同模式;③外籍管理者通過遷入城市的地方景觀感知而產(chǎn)生 地方意義的解讀,基于對遷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義解讀,對城市產(chǎn)生了地方認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認同模式,基于對遷入城市負面的地方意義解讀,對城市產(chǎn)生了地方 不認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結論豐富了城市景觀研究和跨文化認同研究的相關理論成果,并為中國跨國移民政策和國際化城市建設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實踐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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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的國際人士眼中的上海城市印象滿意度架構

[J].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 51-57.

URL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來滬的國際人士數(shù)量不斷增加,并從過去多數(shù)來滬參觀旅游,轉變?yōu)閬頊ぷ?、學習和定居.后世博期間如何推進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國際化進程是當前上海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經(jīng)過多次的專家討論,上海交通大學和上海市新聞辦聯(lián)合設計出一套24指標涵蓋多個領域、全面反映上海城市形象的問卷,采用以機場調研為基礎的配額抽樣法回收問卷.經(jīng)過探索性的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本文構建并確認了國際人士眼中上海總體印象滿意度的結構.研究結果不僅擬合度高,而且反應出國際人士的真實認知,同時為上海的“十二五”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提供依據(jù).

[Cao Y R, Han R X, Xu J, et al.2012.

Satisfaction structure of the impression of Shanghai in the eyes of on international persons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 51-57.]

URL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來滬的國際人士數(shù)量不斷增加,并從過去多數(shù)來滬參觀旅游,轉變?yōu)閬頊ぷ?、學習和定居.后世博期間如何推進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國際化進程是當前上海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經(jīng)過多次的專家討論,上海交通大學和上海市新聞辦聯(lián)合設計出一套24指標涵蓋多個領域、全面反映上海城市形象的問卷,采用以機場調研為基礎的配額抽樣法回收問卷.經(jīng)過探索性的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本文構建并確認了國際人士眼中上海總體印象滿意度的結構.研究結果不僅擬合度高,而且反應出國際人士的真實認知,同時為上海的“十二五”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提供依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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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街區(qū)地方文化的變遷與重塑: 以北京什剎海為例

[J]. 地理科學進展, 29(6): 649-65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6.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如何保護與發(fā)展地方傳統(tǒng)文化是許多歷史城市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谖幕鷳B(tài)學理論，將文化當作 一個有機體，當其生存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之后，文化所包含的內容將發(fā)生一系列變化。本文以北京什剎海歷史街區(qū)為 例，探討在舊城更新與全球化的雙重作用下，地方文化如何回應環(huán)境的變化。資料分析和調查結果表明：什剎海的 傳統(tǒng)文化特色正在削弱，且外來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存在隔離；外來文化進入什剎海之后一般會產(chǎn)生適應新環(huán)境 的進化現(xiàn)象；就什剎海地方文化建議而言，要最大程度的保護傳統(tǒng)物質空間，積極發(fā)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業(yè)態(tài)， 盡量維持原有社會網(wǎng)絡和生活方式。</p>

[Chen L, Zhang W Z.2010.

The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response to urban renewal and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ichahai historic district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9(6): 649-656.]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6.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如何保護與發(fā)展地方傳統(tǒng)文化是許多歷史城市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基于文化生態(tài)學理論，將文化當作 一個有機體，當其生存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之后，文化所包含的內容將發(fā)生一系列變化。本文以北京什剎海歷史街區(qū)為 例，探討在舊城更新與全球化的雙重作用下，地方文化如何回應環(huán)境的變化。資料分析和調查結果表明：什剎海的 傳統(tǒng)文化特色正在削弱，且外來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存在隔離；外來文化進入什剎海之后一般會產(chǎn)生適應新環(huán)境 的進化現(xiàn)象；就什剎海地方文化建議而言，要最大程度的保護傳統(tǒng)物質空間，積極發(fā)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業(yè)態(tài)， 盡量維持原有社會網(wǎng)絡和生活方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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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2.10.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規(guī)劃通過對影響城市發(fā)展的各種因素及其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全方位審視,力求科學地指導城市的建設和發(fā)展,理所當然地離不開對城市文化的研究。研究通過對基于城市規(guī)劃視角的城市文化相關研究的綜述,得出一些共性的結論。首先,城市規(guī)劃領域的學者認為城市文化的內涵是在促進城市發(fā)展的過程中體現(xiàn)的,城市文化的本體在空間上有所表達,如城市的歷史文化遺址、特色風貌街區(qū)等;其次,在對城市文化與城市規(guī)劃的關系研究上,學者多從歷史和現(xiàn)代等不同時空角度歸納了兩者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再次,部分學者還審時度勢地對當前城市規(guī)劃中出現(xiàn)的文化迷失現(xiàn)象進行了解讀;最后,諸多一線的規(guī)劃師們在理念、制度和實踐層面對城市規(guī)劃中的文化策略進行了探索和總結。

[He X J, Chen C J.2012.

City culture development research review under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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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2.10.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規(guī)劃通過對影響城市發(fā)展的各種因素及其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全方位審視,力求科學地指導城市的建設和發(fā)展,理所當然地離不開對城市文化的研究。研究通過對基于城市規(guī)劃視角的城市文化相關研究的綜述,得出一些共性的結論。首先,城市規(guī)劃領域的學者認為城市文化的內涵是在促進城市發(fā)展的過程中體現(xiàn)的,城市文化的本體在空間上有所表達,如城市的歷史文化遺址、特色風貌街區(qū)等;其次,在對城市文化與城市規(guī)劃的關系研究上,學者多從歷史和現(xiàn)代等不同時空角度歸納了兩者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再次,部分學者還審時度勢地對當前城市規(guī)劃中出現(xiàn)的文化迷失現(xiàn)象進行了解讀;最后,諸多一線的規(guī)劃師們在理念、制度和實踐層面對城市規(guī)劃中的文化策略進行了探索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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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下北京城市文化設施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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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世界城市視野下的北京文化建設文化對北京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悠久的歷史、眾多的文化遺產(chǎn)、大量的教育科研機構,營造著北京獨特的文化氛圍;隨著城市的發(fā)展,文化亦顯現(xiàn)出巨大的經(jīng)濟作用。2010年北京市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占到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12.0%,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支柱產(chǎn)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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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ji shiyexia Beijing chengshi wenhua sheshi bijiao fe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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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世界城市視野下的北京文化建設文化對北京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悠久的歷史、眾多的文化遺產(chǎn)、大量的教育科研機構,營造著北京獨特的文化氛圍;隨著城市的發(fā)展,文化亦顯現(xiàn)出巨大的經(jīng)濟作用。2010年北京市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占到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12.0%,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支柱產(chǎn)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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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經(jīng)濟的融合發(fā)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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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 人類經(jīng)濟發(fā)展可歸納為兩大思路：一是就經(jīng)濟發(fā)展經(jīng)濟，即認為經(jīng)濟發(fā)展取決于經(jīng)濟要素、物質因素。例如，威廉·配第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

[Li H J, Wang S.2010.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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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 人類經(jīng)濟發(fā)展可歸納為兩大思路：一是就經(jīng)濟發(fā)展經(jīng)濟，即認為經(jīng)濟發(fā)展取決于經(jīng)濟要素、物質因素。例如，威廉·配第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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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人文地理, 20(4): 102-1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4.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經(jīng)濟全球化與經(jīng)濟文化一體化的趨勢中,社會文化要素對經(jīng)濟活動的影響日漸深刻.本文分析了社會文化要素對城市競爭力和城市經(jīng)營的影響,認為城市經(jīng)營必須重視對社會文化要素的經(jīng)營.在分析了城市社會文化要素經(jīng)營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當前中國城市社會文化要素經(jīng)營的著力點.

[Li K Y, Li J Q, Wei Q Q.2005.

On social-cultural factors in urban management

[J]. Human Geography, 20(4): 102-1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5.04.02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經(jīng)濟全球化與經(jīng)濟文化一體化的趨勢中,社會文化要素對經(jīng)濟活動的影響日漸深刻.本文分析了社會文化要素對城市競爭力和城市經(jīng)營的影響,認為城市經(jīng)營必須重視對社會文化要素的經(jīng)營.在分析了城市社會文化要素經(jīng)營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當前中國城市社會文化要素經(jīng)營的著力點.

[12]呂斌, 張瑋璐, 王璐, 等. 2012.

城市公共文化設施集中建設的空間績效分析: 以廣州、天津、太原為例

[J]. 建筑學報, (7): 1-7.

URL     [本文引用: 1]    

[Lv B, Zhang W L, Wang L, et al.2012.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performance of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culture facilities: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Tianjin and Taiyuan

[J]. Architectural Journal, (7): 1-7.]

URL     [本文引用: 1]    

[13]馬仁鋒. 2012.

大都市創(chuàng)意空間識別研究: 基于上海市創(chuàng)意企業(yè)分析視角

[J]. 地理科學進展, 31(8): 1013-102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既重構了大都市經(jīng)濟空間與文化社會空間，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與結構優(yōu)化。內城新經(jīng)濟研究認為大都市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既孕育了創(chuàng)意空間， 又對其有高度依賴， 但是對于創(chuàng)意空間的內涵與認知卻眾說紛紜。中國發(fā)達地區(qū)創(chuàng)意空間是否存在，其發(fā)育程度如何，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創(chuàng)意企業(yè)空間分布為研究對象，基于創(chuàng)意空間的現(xiàn)實形態(tài)結合地統(tǒng)計方法及城市空間結構，構建了由全局與局部Moran指數(shù)初次判別—回歸分析檢驗與甄別構成的創(chuàng)意空間識別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與第二次經(jīng)濟普查的企業(yè)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 結果表明： ①基于GeoDA空間相關性的回歸分析與綜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年與2008年上海市各區(qū)創(chuàng)意企業(yè)在空間關聯(lián)性上呈正相關， 且表現(xiàn)出集群式空間集聚；③上海創(chuàng)意企業(yè)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區(qū)， 并形成以靜安、 盧灣為中心的創(chuàng)意空間，這表明創(chuàng)意空間具有顯著的趨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離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務區(qū)， 且有別于國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反映了中國大都市空間結構演變的自身特征。

[Ma R F.2012.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eative spaces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space relation of creative enterprise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1(8): 1013-1023.]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8.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既重構了大都市經(jīng)濟空間與文化社會空間，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與結構優(yōu)化。內城新經(jīng)濟研究認為大都市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既孕育了創(chuàng)意空間， 又對其有高度依賴， 但是對于創(chuàng)意空間的內涵與認知卻眾說紛紜。中國發(fā)達地區(qū)創(chuàng)意空間是否存在，其發(fā)育程度如何，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創(chuàng)意企業(yè)空間分布為研究對象，基于創(chuàng)意空間的現(xiàn)實形態(tài)結合地統(tǒng)計方法及城市空間結構，構建了由全局與局部Moran指數(shù)初次判別—回歸分析檢驗與甄別構成的創(chuàng)意空間識別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與第二次經(jīng)濟普查的企業(yè)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 結果表明： ①基于GeoDA空間相關性的回歸分析與綜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年與2008年上海市各區(qū)創(chuàng)意企業(yè)在空間關聯(lián)性上呈正相關， 且表現(xiàn)出集群式空間集聚；③上海創(chuàng)意企業(yè)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區(qū)， 并形成以靜安、 盧灣為中心的創(chuàng)意空間，這表明創(chuàng)意空間具有顯著的趨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離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務區(qū)， 且有別于國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反映了中國大都市空間結構演變的自身特征。

[14]盛明潔. 2014.

縣轄市總體規(guī)劃中的文化植入體系構建

[J]. 規(guī)劃師, 30(11): 101-1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4.1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學術界關于文化對城市規(guī)劃影響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向：一是與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等專項規(guī)劃相結合；二是與重點片區(qū)城市設計相結合。縣轄市作為我國未來很可能出現(xiàn)的新建制市類型，其文化植入的特殊性包括文化體系地方性強、具象空間與抽象系統(tǒng)并重及可操作性強。研究以山東青島南村縣轄市為例，將生物學領域的“植入”概念引入城市規(guī)劃，探討在縣轄市總體規(guī)劃層面進行文化植入的方法和現(xiàn)實意義，突破了以往文化研究局限于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專項規(guī)劃和重點地區(qū)城市設計的局限，是對我國城市規(guī)劃體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補充。

[Sheng M J.2014.

Cultural implantation in county level city master plan

[J]. Planners, 30(11): 101-1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4.11.01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目前，學術界關于文化對城市規(guī)劃影響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向：一是與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等專項規(guī)劃相結合；二是與重點片區(qū)城市設計相結合。縣轄市作為我國未來很可能出現(xiàn)的新建制市類型，其文化植入的特殊性包括文化體系地方性強、具象空間與抽象系統(tǒng)并重及可操作性強。研究以山東青島南村縣轄市為例，將生物學領域的“植入”概念引入城市規(guī)劃，探討在縣轄市總體規(guī)劃層面進行文化植入的方法和現(xiàn)實意義，突破了以往文化研究局限于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專項規(guī)劃和重點地區(qū)城市設計的局限，是對我國城市規(guī)劃體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補充。

[15]王京山, 王錦貴. 2005.

論圖書館文化休閑功能的發(fā)揮

[J]. 新世紀圖書館, (5): 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14X.200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時代的發(fā)展要求圖書館充分發(fā)揮文化休閑功能,引導大眾休閑.圖書館應正確定位圖書館的文化休閑功能,創(chuàng)設發(fā)揮文化休閑功能的環(huán)境,并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服務活動,充分發(fā)揮圖書館的休閑功能,在提升全民綜合素質的同時,積極參與先進文化建設.

[Wang J S, Wang J G.2005.

On full play of leisure function of libraries

[J]. New Century Library, (5): 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14X.2005.05.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時代的發(fā)展要求圖書館充分發(fā)揮文化休閑功能,引導大眾休閑.圖書館應正確定位圖書館的文化休閑功能,創(chuàng)設發(fā)揮文化休閑功能的環(huán)境,并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服務活動,充分發(fā)揮圖書館的休閑功能,在提升全民綜合素質的同時,積極參與先進文化建設.

[16]王益澄. 2003.

城市文化現(xiàn)代化指標體系及其評價

[J]. 經(jīng)濟地理, 23(2): 230-23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3.0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對城市文化現(xiàn)代化水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文章從文化現(xiàn)代化的基本概念入手,構建了衡量一個城市文化現(xiàn)代化水平的指標體系,并以寧波市為例,對這一指標體系進行了實際應用,提出了定量評價的方法和步驟.

[Wang Y C.2003.

The city cultur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appraisal

[J]. Economic Geography, 23(2): 230-23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3.0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對城市文化現(xiàn)代化水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文章從文化現(xiàn)代化的基本概念入手,構建了衡量一個城市文化現(xiàn)代化水平的指標體系,并以寧波市為例,對這一指標體系進行了實際應用,提出了定量評價的方法和步驟.

[17]尹小娜, 鄭向敏. 2015.

基于網(wǎng)絡文本分析的三坊七巷游客文化感知研究

[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37(9): 62-66, 33.

URL    摘要

本文運用網(wǎng)絡文本分析法,以各大旅游網(wǎng)站中相關游記與評論等數(shù)據(jù)為樣本,使用ROST Content Mining軟件探索三坊七巷游客的文化感知。研究結果如下：游客對三坊七巷文化的整體印象較好;物質文化感知強于非物質文化感知;物質文化感知中對飲食文化感知最強;非物質文化感知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對手工藝品的感知;游客的文化感知存在差異。

[Yin X N, Zheng X M.2015.

A study of the tourists’ cultural perception of the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based on network text analysis

[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7(9): 62-66, 33.]

URL    摘要

本文運用網(wǎng)絡文本分析法,以各大旅游網(wǎng)站中相關游記與評論等數(shù)據(jù)為樣本,使用ROST Content Mining軟件探索三坊七巷游客的文化感知。研究結果如下：游客對三坊七巷文化的整體印象較好;物質文化感知強于非物質文化感知;物質文化感知中對飲食文化感知最強;非物質文化感知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對手工藝品的感知;游客的文化感知存在差異。

[18]張虹菲, 吳佳, 李苗. 2007.

基于城市文化旅游資源的國外背包客動機、行為與滿意度研究: 以北京市為例

[J]. 旅游學刊, 22(10): 23-2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7.10.009    URL    Magsci    摘要

本文從文化旅游資源的主要吸引物、附屬產(chǎn)品及與包含典型文化特征的基礎服務為出發(fā)點,以國外(歐美、澳洲為主)背包客市場為研究對象,以首都北京為案例采集地,對上述研究對象的旅游動機、滿意度與過程行為進行了專門研究.在深度訪談等定性研究的基礎上,采用田野調查法,并運用統(tǒng)計軟件和定性分析對實證研究的結果進行了驗證和解釋.同時,在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以文化動機為主導的西方背包客類型劃分,同時,運用I/P分析法進行的背包客滿意度研究,也為相關企業(yè)與政府部門服務國外背包客市場提供了決策依據(jù).

[Zhang H F, Wu J, Li M.2007.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s' motives, activities and satisfactions based on urban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J]. Tourism Tribune, 22(10): 23-2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7.10.009    URL    Magsci    摘要

本文從文化旅游資源的主要吸引物、附屬產(chǎn)品及與包含典型文化特征的基礎服務為出發(fā)點,以國外(歐美、澳洲為主)背包客市場為研究對象,以首都北京為案例采集地,對上述研究對象的旅游動機、滿意度與過程行為進行了專門研究.在深度訪談等定性研究的基礎上,采用田野調查法,并運用統(tǒng)計軟件和定性分析對實證研究的結果進行了驗證和解釋.同時,在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以文化動機為主導的西方背包客類型劃分,同時,運用I/P分析法進行的背包客滿意度研究,也為相關企業(yè)與政府部門服務國外背包客市場提供了決策依據(jù).

[19]張景秋. 2004.

北京市文化設施空間分布與文化功能研究

[J]. 北京社會科學, (2): 53-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3054.2004.0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北京作為首都和全國的文化中心,文化功能是北京城市的主體功能之一.本文在分析北京市文化設施建設布局現(xiàn)狀的基礎上,將北京城市文化功能演進歷史從解放初期到現(xiàn)在分為三個階段: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至9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不同時期的文化設施在空間布局上展現(xiàn)了不同的特點.目前,北京城市文化功能空間布局上存在著政治文化功能突出,南北城布局失衡以及缺少表現(xiàn)城市文化功能的主軸線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提出了調整文化功能布局、平衡南北城差異,完善各城區(qū)文化功能定位以及加快打造長安街文化軸線功能的建議.

[Zhang J Q.2004.

A study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cultural function in Beijing

[J].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2): 53-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3054.2004.02.00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北京作為首都和全國的文化中心,文化功能是北京城市的主體功能之一.本文在分析北京市文化設施建設布局現(xiàn)狀的基礎上,將北京城市文化功能演進歷史從解放初期到現(xiàn)在分為三個階段: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至9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不同時期的文化設施在空間布局上展現(xiàn)了不同的特點.目前,北京城市文化功能空間布局上存在著政治文化功能突出,南北城布局失衡以及缺少表現(xiàn)城市文化功能的主軸線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提出了調整文化功能布局、平衡南北城差異,完善各城區(qū)文化功能定位以及加快打造長安街文化軸線功能的建議.

[20]張文忠. 2007.

宜居城市的內涵及評價指標體系探討

[J]. 城市規(guī)劃學刊, (3): 30-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7.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總結國內外關于宜居城市的研究進展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宜居城市的內涵,并分析了宜居城市與人居環(huán)境、居住環(huán)境、生態(tài)城市等相關概念的異同點。認為宜居城市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城市、健康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出行便利的城市,也是一個居住舒適的城市。最后從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適性等五個方面,構建了宜居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

[Zhang W Z.2007.

Study on intrinsic meanings of the livable c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ivable city

[J]. Urban Planning Forum, (3): 30-3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07.03.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總結國內外關于宜居城市的研究進展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宜居城市的內涵,并分析了宜居城市與人居環(huán)境、居住環(huán)境、生態(tài)城市等相關概念的異同點。認為宜居城市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城市、健康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出行便利的城市,也是一個居住舒適的城市。最后從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適性等五個方面,構建了宜居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

[21]張文忠. 2016.

宜居城市建設的核心框架

[J]. 地理研究, 35(2): 205-213.

URL     [本文引用: 1]    

[Zhang W Z.2016.

The core framework of the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5(2): 205-213.]

URL     [本文引用: 1]    

[22]鐘雅琴. 2011.

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與城市意象再造

[J]. 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33(4): 110-116.

URL     [本文引用: 1]    

[Zhong Y Q.2011.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ity

[J].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3(4): 110-116.]

URL     [本文引用: 1]    

[23]Ballas D, Tranmer M.2012.

Happy people or happy places? A multilevel modeling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5(1): 70-102.

https://doi.org/10.1177/016001761140373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aims to add a regional science perspective and a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ubstantive questions regarding self-reported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through the specification and use of multilevel models. Multilevel models are used with data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and the Census of UK population to assess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variations in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area (district, region),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se outcomes. Hav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at these different levels, we are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areas are associated with especially positive or negative feelings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Whilst we find that most of the variation in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s attributable to the individual level, some variation in these measures is also found at the household and area levels, especially for the measure of well-being, before we control for the full set of individual, household, and area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once we control f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variation in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s not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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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wǎng)址: 城市文化氛圍滿意度及影響因素 http://m.u1s5d6.cn/newsview326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