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健康寶客戶端，到訪人信息登記頁涵蓋眾多個人關鍵信息。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中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同于任何其他國家。其令世人關注的成績和特點是，在武漢暴發(fā)疫情后，利用各種手段收集患者、感染者、密切接觸者乃至幾乎每個人的信息，以追蹤技術定位傳染源并加以切斷，從而有效地控制、減緩了病毒的傳播。

對于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人口十分密集、醫(yī)療資源相對有限的國家而言，這種控制模式非常有效，至少實現(xiàn)了在全國各地沒有同時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疫情，沒有同時出現(xiàn)武漢最初的緊張態(tài)勢。

然而，這種控制模式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單就海量個人信息、數(shù)據(jù)的收集和使用而言，已經(jīng)使得不少人的個人隱私受到威脅。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六種情況：

信息大量泄露。例如，青島公安曾經(jīng)處理有6000多人的個人信息被泄露的事件。涉案人員在疫情防控工作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名單，然后把名單轉發(fā)到自己公司所在的微信群，又轉發(fā)給家人，之后出現(xiàn)不斷轉發(fā)，產生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漣漪反應”。

強迫同意。例如，工作人員恢復工作，進辦公樓必須向保安人員出示疫情期間行程查詢。通過掃描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lián)通各自提供的二維碼，的確可以獲得疫情期間行程查詢，且會被提示“本人同意并授權****查詢本人在疫情期間的行程數(shù)據(jù)”。這種表面上的同意隱含的問題是：若不授權同意，就無法獲取數(shù)據(jù)，就無法向保安人員提供，就無法被允許進入辦公樓。

收集、披露非必需信息。例如，有的小區(qū)物業(yè)要求登記的內容包括收入狀況、身高、血型，這自然會引起當事人“疫情的防控跟我一個月掙多少錢有什么關系”的質疑。再如，多地在向公眾公開確診病例信息時，盡管以“李某某”“張某某”等合適的方式披露姓名，但同時也披露性別、年齡以及戶籍。疫情防控部門掌握這些信息是有用的，可以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然而，向公眾公開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即便它們因為無法用以識別特定個人，而不會對個人隱私有所侵害或威脅，但畢竟不是必需披露的信息。另外，若戶籍信息較為集中于某個地區(qū)，不能完全避免地域歧視。

（疫情期間的外省返京人員登記表，返京人員需要填寫詳細個人信息。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信息未脫敏化。有的疫情防控信息披露了當事人的姓氏（并非全名）、性別、家庭成員（如丈夫、女兒）及其姓氏以及所住小區(qū)，憑借這些，普通公眾應該無法識別當事人究竟為誰。但是，對于住在同一小區(qū)的住戶或熟悉該當事人的朋友、同事而言，定位這個具體個人或者家庭并非十分困難的事。個人信息指的是可以對特定自然人進行識別的信息，無論是單獨具有識別功能還是通過和其他信息結合具有識別功能。沒有充分脫敏化的信息公開也容易侵害或威脅個人隱私。

看不見的“畫像”?！爱嬒瘛笔且环N比喻，指向的是對個人的所有信息如姓名、性別、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戶口、所在地址、面部特征、健康狀況、心理傾向、行為特點、歷史行蹤等進行記錄和分析。看不見的畫像就是隱秘發(fā)生的、不為當事人所知的記錄和分析。曾經(jīng)有一個在武漢學習的大學生，2020年1月初離開武漢回家過春節(jié)，兩周以后在老家河南，很驚訝地接到一個警官電話，說他有可能去了華南海鮮市場，問他感覺如何。很快，各部門的人相繼對這個學生進行家訪等等。疫情發(fā)展到現(xiàn)階段，大家對此可能見怪不怪了，很多人會碰到類似情況。但是，見怪不怪并不意味著這種看不見的畫像就不是對個人隱私的侵犯。

各種騷擾。今年剛剛頒布的《民法典》，被視為中國法治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典。它對隱私的定義是“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并且指出，未經(jīng)本人同意“以電話、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傳單等方式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的，屬于侵害隱私權的一種。疫情期間，個人信息已經(jīng)被泄露的受害人接到廣告騷擾、欺詐騷擾的事件已屢見不鮮，潛在地，還存在性騷擾的威脅。

綜上所述，可以明顯感受到一個“裸奔”時代的到來。造成這個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的法律體系尚未成熟完善。截至目前，諸如《居民身份證法》《傳染病防治法》《網(wǎng)絡安全法》《民法典》等法律，都有關于對個人信息、隱私保護的規(guī)定，但它們都是適用特定領域或特定關系的，即便是廣受贊譽的《民法典》，也主要調整平等主體相互之間人身關系、財產關系，對公權力部門極少規(guī)范。換言之，我們還沒有關于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的統(tǒng)一法律，既包含具體、細致、操作性強的規(guī)則，又能普遍適用于所有與個人信息的收集、占有、儲存、使用、處理有關的主體。

為此，相關部門曾出臺了一些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guī)章或技術指南。2019年，網(wǎng)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市場監(jiān)管總局還專門就APP違法違規(guī)收集使用個人信息進行了一次專項治理。這些盡管推動了隱私保護觀念和制度的發(fā)展，可是其規(guī)范約束的對象也更多是私主體，尤其是商業(yè)主體。此外，在司法實踐領域，涉及侵犯個人信息、隱私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較多，但基本沒有以行政機關侵犯個人信息、隱私為由提起的行政案件。

5月11日，北京某市場外張貼的“行程查詢助手”公示牌，市民可通過掃描運營商二維碼查詢個人行程。

其次，眾多的個人信息收集者讓個人隱私保護捉襟見肘。為了有效抗疫，把廣大的公私力量動員起來、“擰在一股繩里”。其中，信息收集和處理者可謂不計其數(shù)，他們包括政府部門、醫(yī)療機構、技術公司、層自治組織、公場所經(jīng)營管理者、社區(qū)組織、用人單位、應用程序開發(fā)者等。面對如此眾多的個人信息收集、處理者，個人隱私的保護豈能不艱巨？

再次，現(xiàn)代隱私文化未成氣候?，F(xiàn)代隱私文化強調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與中國古代的隱私概念更多集中在閨房之間、夫妻之間的事情大相徑庭。中國迄今的抗疫模式基本以對疫情的“零容忍”為目標，這就對集中、權威、效率提出了極高的需求?！盃奚贁?shù)人、保全多數(shù)人”、“服從命令聽指揮”、“效率高于一切”、“‘戰(zhàn)疫’就是戰(zhàn)時”，這些觀念有形無形地影響了決策者以及廣大民眾，隱私保護沒有被提升到需要高度重視并與公眾健康進行平衡的價值層面。

以上現(xiàn)實或可揭示抗疫中個人隱私保護艱難的深層次原因，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只能“安于現(xiàn)狀”。即便當今的個人隱私，受到了公眾健康或公共安全需求、商業(yè)謀利的沖動、尋求關注的展示心理、窺探騷擾非法利用個人信息等違法犯罪活動以及技術迭代進步的多重浪潮的不斷沖刷，似乎已難有穩(wěn)定立足之完整空間。然而，由此哀嘆“隱私已死”為時尚早！

我們需要在全社會進一步強化隱私保護、隱私合規(guī)意識；我們需要在公共利益、商業(yè)利益和個人隱私之間尋求適當?shù)钠胶?；我們需要“為隱私立命，為算法立法”，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專門的、統(tǒng)一的法律；我們需要對所有收集、儲存、使用和處理個人信息的主體提出全面、具體、有相應法律后果的規(guī)范要求；我們需要在疫情緩解或結束之后，對與疫情有關的個人信息、數(shù)據(jù)進行整體上的處理。

最終可能也是最關鍵的，我們需要一個共識：目前應急的抗疫監(jiān)控模式不能成為新常態(tài)。待疫情減緩和結束，看不見的“畫像”不能肆意存在。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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