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哈金（Ian Hacking）這個名字在國內學界或許并不陌生，多年前夏基松先生在《現代西方哲學教程》中就已經對他的實驗實在論進行了簡評，近兩年，國內科哲界也偶爾有人所有涉獵，中央編譯出版社還出版過他的《馴服偶然》。但是，這些介紹不僅顯得有些零散，而且遠沒有能夠勾畫出一幅相對完整的圖像。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哈金教授的學術貢獻進行粗略的介紹，對其學術理論進行一番梳理，以供國內學界參考借鑒。
伊恩?哈金1936年出生于加拿大溫哥華，1956年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數學與物理學學士學位，1958年在劍橋大學獲道德科學學士學位，并先后在劍橋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yè)之后，哈金先后執(zhí)教于普林斯頓大學、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劍橋大學和斯坦福大學，1982年受聘多倫多大學并執(zhí)教至今。作為一位依然活躍在西方思想界的優(yōu)秀哲學家，哈金對西方知識界的影響長達三十年之久，其研究領域包括科學哲學、語言哲學、統(tǒng)計推理、社會學、學科史、心理學等等。到目前為止，哈金已經出版了十三本專著和兩百多篇文章，可謂是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在如此廣泛的研究領域中都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憑借著自己的學術貢獻和影響力，哈金于2001年成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英美思想家。此外，他還致力于在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特別是法國哲學之間架起橋梁，這突出體現在他在英美哲學的背景下對?？滤枷氲囊?。
對于這樣一位興趣廣泛、研究龐雜的哲學家，本文的介紹和評論不可能面面俱到，因為這不僅超出了筆者的能力，而且會流于表面化。因此，本文把目光限制在科學哲學的范圍之內，重點對哈金的實驗科學哲學、歷史本體論以及推理風格（styles of reasoning）等進行討論。

一、實驗科學哲學
讓我們首先看一看哈金賴以成名的實驗科學哲學思想，這方面的代表作是1983年的《表象與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這部經典。20世紀的科學哲學從起源上講屬于廣義的語言哲學，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還是庫恩之后的歷史主義，很大程度上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理論、命題、語句、意義等語言層面上?！罢Z言學轉向”的確改變了西方哲學的研究范式，從意識哲學走向了語言哲學，克服了許多傳統(tǒng)的哲學難題，并開創(chuàng)了新的研究風格。這本不是壞事，但可惜的是，在面對科學技術的時候，語言學轉向就暴露了自身的嚴重不足?？茖W從培根的時代開始就已經進入了實驗科學階段，實驗取代了理論思辨成為科學的重心，沒有實驗，我們很難想像當代科學會是怎樣一副樣子。但語言學轉向遮蔽了科學哲學家的眼睛，對語言的迷戀成為哲學家的通病，使得實驗以及科學的物質性層面無法進入哲學家的視野。所以，哈金呼吁我們應該從表象走向介入，從理論走向實踐，以克服理論優(yōu)位的（theory-dominated）哲學觀，這就是哈金這本經典著作的主旨。許多人都把這本書置于實在論/反實在論之爭的大背景下來加以理解，這沒什么不對，但卻不足以體現它的真正價值。
《表象與介入》分為表象與介入兩個部分。在表象部分，哈金圍繞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分別討論了斯馬特（J.J.C.Smart）和卡特賴特（Nancy Cartwright）的實在論，孔德、馬赫以及范?弗拉森的實證主義，從皮爾士到杜威的實用主義，庫恩和費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約性問題，普特南的“意義”的意義及其內在實在論，以及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哈金看來，實在論/反實在論之爭耗盡了哲學家們的精力，但誰也無法說服對方，科學哲學家們如果只停留在理論、表象和語言的層面上，那么這場爭論不可能得到最終的解決。因此，我們有必要從表象轉入物質性介入，從理論轉入科學實踐，以期在實驗的層面上結束這場論辯。[1]第二部分主要討論的是介入，哈金在這一部分里通過大量的案例對實驗、觀察、模型、計算、測量等活動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以往的科學哲學在看待理論與實驗的關系問題上通常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邏輯實證主義的，內格爾認為“實驗規(guī)律有自己的生命”，實驗數據獨立于科學理論，理論的構成要以實驗表象為基礎，這是一種經驗主義態(tài)度；第二種態(tài)度是漢森的，他提出所有的觀察都是理論負載的，這是一種理論整體論的態(tài)度。但在哈金看來，這兩種態(tài)度都不對。實驗并非僅僅是得出數據，從而為提出理論做準備，因為實驗并非僅僅是觀察，它總是涉及到各種技能、能知（know-how）等等。理論整體論的態(tài)度也不對，因為許多實驗并沒有理論的指導，完全是先于理論的，比如赫歇爾對輻射熱的觀察就是如此。更進一步說，理論與實驗的傳統(tǒng)二分法也有失公允，因為理論有各個層次，而實驗當中又有建模、近似等各種各樣的操作活動。哈金在一篇討論實驗室科學的文章中甚至提出實驗室科學有十五種不同的成分，可大致分為“思想”、“物”和“記號”（marks）三個大類。[2]無論如何，哈金的意思是清楚的，我們不能依據理論來對實驗進行評判，因為“實驗有自己的生命”?，F象并不是上帝寫下來等著人們去發(fā)現的，而是科學家積極建構的結果。以霍爾效應為例，如果沒有適當的設備，如果沒有精心設計的實驗條件，那么它就不可能出現。實驗室條件、科學家的物質性介入是霍爾效應的前提條件，所以哈金提出了“創(chuàng)造現象”（creation of phenomena）的口號。
哈金最后提出了眾所周知的“實驗實在論”，用他的話說就是，“如果你能發(fā)射，那么它們（指電子）就是實在的”。這是哈金從實驗和介入的層面對實在論/反實在論之爭所作的回應。但正如上文所說，我們必須把哈金置于當代科學論（Science Studies）的廣闊背景中來加以審視。在哈金之前，科學哲學界很少有人對實驗問題進行認真的研究，但社會建構論，特別是拉圖爾和塞蒂娜等人的實驗室研究，以及皮克林提出的實踐的絞合（mangle of practice），乃至勞斯進一步推進的實踐哲學，無不把哈金對實驗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在科學論從理論轉向物質性實踐，從作為知識的科學轉向作為實踐和文化的科學過程中，哈金的實驗哲學無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二、歷史本體論
20世紀的哲學出現了一股歷史化的潮流，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碌目脊艑W和譜系學、庫恩的科學哲學乃至當代的社會建構論等等無不一反傳統(tǒng)哲學的先驗傾向，走向經驗，走向歷史化和情境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哈金也不例外，他從?？履抢锓e極尋找靈感，試圖以歷史的角度展開對人的分析，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進行探討。在他那里，無論是對統(tǒng)計學史的研究，還是對多重人格、瘋狂以及兒童身份的考古學探討，無不可以納入到歷史本體論的范疇。
?？略凇笆裁词菃⒚伞币晃闹姓劦搅恕皻v史本體論”（historical ontology）這個概念。在?？驴磥恚覀冏约旱臍v史本體論需要回答不斷增加的一連串問題：即我們怎樣被建構成我們自己的知識主體？我們怎樣被建構成操作或服從權力關系的主體？我們怎樣被建構成我們自己的行為的道德主體？[3]換言之，?？碌囊鈭D在于把康德的先驗哲學歷史化，找到我們在特定時代成為人的先天歷史條件。也就是說，這些條件一方面是歷史的、具體的，正如?？聦Ο偪?、監(jiān)獄和性的考察一樣，另一方面又是先天的，因為它們規(guī)定了我們現在的境況，我們行為的可能性等等。如果這樣理解的話，那么歷史本體論這個詞就不會顯得那么奇怪了。從傳統(tǒng)上說，本體論是關于存在的研究，因此與歷史和時間無關，是非歷史的。但經過福柯的轉換，它就有了歷史的味道，我們作為人本身的存在并非是先驗的，而是歷史建構的產物，考古學和譜系學的目的正在于發(fā)掘出建構的歷史條件。這也許就是歷史本體論的初衷。
哈金從?？履抢锝栌昧诉@個詞，而且公開把福柯作為自己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但在此過程中，哈金也對?？逻M行了改造。?？玛P注的主要是“我們”是如何建構我們自己的，而哈金對此作了拓展，試圖檢驗建構的所有形式，而不僅限于作為主體和客體的“我們”。因此，哈金的歷史本體論研究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概率以及統(tǒng)計推理是如何出現——《概率的突現》（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1975）；偶然是如何得到馴服的，是如何成為預測和控制的工具的——《馴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1990）；虐待兒童現象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成為判斷的工具的，是如何成為干涉和管制家庭的理由的——《重寫靈魂》（Rewriting the Soul, 1995）；短暫性精神病是如何突然進入我們的視野然后消失的，是如何建立新的表達痛苦的方式的——《瘋狂的游客》（Mad Travelers, 1998）。這些龐雜的經驗研究意在表明，各種各樣的概念、實踐和制度是如何構成人類選擇和行動之可能性空間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如何構造人的（making up people）。[4]
以統(tǒng)計學為例，我們可以看看哈金是如何展開對人的構造的探討的。概率這個概念及其相關思想并非古已有之，在決定論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偶然和概率不可能占據核心地位?，F代概率的思想出現在萊布尼茲那里，雖然他對偶然一無所知，但在概率度的基礎上發(fā)展了他的邏輯學。[5]1820年前后，西方社會出現了數字的雪崩，官方文件中到處充斥著有關疾病、自殺、犯罪、疾病等問題的數據。這些分類和點查一方面是決定論遭到侵蝕，偶然得到重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馴服和控制偶然的過程。在決定論之后，世界不是變得更加偶然了，而是借助于統(tǒng)計學變得越來越有規(guī)律了，這就是對偶然的馴服。[6]但分類、點查并非僅僅是在對人進行客觀的描述，它們同時是一個構造人的過程。統(tǒng)計、點查需要對人群進行分門別類，分類是一種定義的過程，作為有自我意識的人，對自己所歸屬的類的理解同時規(guī)定著他的自我理解和行為方式。哈金認為自己是一位動態(tài)唯名論者：一類人（比如多重人格）是在發(fā)明這個類的同時才存在的。無論是統(tǒng)計學、醫(yī)學還是心理學，它們的概念以及對人的理解、分類同時是一個構造人的過程，而不是對人的消極描述，從這個意義上說，哈金算得上是一個?？轮髁x者。

三、世界的重構與人的構造
前面兩個部分其實分別談的是哈金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態(tài)度。哈金對實驗科學的研究雖然從表象走向了介入，并且談到了“現象的創(chuàng)造”，但就自然科學而言，哈金并非是一位唯名論者，而是一位實驗實在論者。另一方面，就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而言，哈金自稱是動態(tài)唯名論者。這是怎么回事呢？
在哈金看來，自然科學也在創(chuàng)造現象，比如前面談到的霍爾效應。自然科學家當然是在特定的歷史時刻，運用特定的設備和技能去創(chuàng)造現象的。然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并非是歷史性構成的?！拔乙廊粓猿终J為，物理科學的對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并且一旦創(chuàng)造出來之后，就沒有理由問它們?yōu)槭裁床粦掷m(xù)存在下去，除非人類發(fā)生了退步?！盵7]也就是說，關于現象的理論、思維框架可以改變，但現象依然是現象，這一點不容置疑。所以，就自然科學的對象而言，哈金所持的立場是實驗實在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哈金不僅對庫恩的歷史化企圖進行了批評，也與當代的社會建構論者拉開了距離。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則很不相同。作為研究對象的人與研究所采用的范疇（比如前面提到的精神病）之間有明顯的互動作用。每個人都按照自己所歸屬的類別進行自我理解，而且這樣的類別規(guī)定了行動的可能性范圍。因此，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構成的，并且隨著條件的不同而發(fā)生變遷。總之，“自然科學的對象是靜止的，而社會科學的對象因為有循環(huán)效應所以是變動的”。[8]這樣，哈金在解釋學傳統(tǒng)的“理解”與“說明”之外給出了自己的新的劃分依據。自然科學重構世界（remake the world），而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則構造人（make up people）。
從上面簡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哈金從本體論上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區(qū)分開來了。自然科學的對象不在歷史本體論的范圍之內，因為它們的實驗設備和實驗現象一旦由科學家制造出來之后就變得永恒了，與歷史情境無關。這含蓄地批判了七十年代之后的社會建構論思潮，因為建構論者試圖把自然科學的實體歷史化、社會化，從而抹煞了二者之間的本體論差異。但哈金的做法也并非沒有問題，勞斯在《知識與權力》中就對哈金提出了兩點批評。第一，實驗科學的現象要比哈金認為的更具歷史可變性。如果人們沒有獲得特定的技能、設備等等，現象是無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些要素并非是簡單積累起來的，因為技能會缺失，設備會改變，研究興趣會轉移。因此，自然科學的對象并非是去情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第二，人文科學也存在類似于哈金的實驗實在論這樣的東西。比如就人的身體而言，哈金可能也是個實在論者，因為你無法構造它，而就電子的描述而言，哈金也持反實在論的立場。所以在勞斯看來，哈金混淆了實體層面與對實體的描述層面，動態(tài)唯名論在自然科學中也是適用的。[9]但也許哈金的做法不無道理，社會建構論那種把自然科學徹底歷史化和社會化的做法確實有問題，為了避免太過激進，哈金選擇了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區(qū)別對待的做法，雖然區(qū)分的方式不見得完美。

四、推理風格
眾所周知，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科學哲學制造了合理性危機，相對主義由此成為哲學家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嚴峻問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乃至于當代的“科學大戰(zhàn)”，很大程度上都是有關相對主義的爭論。從歷史的角度看，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確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對此應該如何作出解釋呢？一方面，輝格式的歷史編纂學的確有問題；另一方面，庫恩等人對科學史的解讀又很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為此，哈金給出了自己的理解，“推理風格”概念的提出和發(fā)展就是明證。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們對此進行簡要的探討。
“推理風格”這個詞是對科學史家克龍比（A.C.Crombie）提出的“科學思維風格”（style of scientific thinking）的借用和改造?？她埍仍凇稓W洲傳統(tǒng)中的科學思維風格》中認為，在歐洲科學的發(fā)展史上先后出現了六種科學思維風格，分別是希臘數學所代表的簡單假設方法；實驗的運用；類推模型的構造；比較和分類法；統(tǒng)計分析和概率演算；遺傳發(fā)展的歷史起源。但在哈金看來，思維這個詞主觀的味道太濃，所以用“推理”取而代之。在科學的發(fā)展史上，推理風格各有不同。古希臘推崇歐幾里德的推理方式，17世紀的思想家們推崇實驗方法，而現代社會科學則廣泛使用統(tǒng)計方法。那么，推理風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們知道，無論是庫恩的范式還是奎因的“翻譯的不確定性”關心的都是命題的真。但推理風格與此不同，它關注的是命題的真假性（truth or falsehood）?！懊}p的意義——它指向真或假的方式——取決于與p相適應的推理風格?！盵10]也就是說，一個推理風格代表著一個真假可能性的空間，一個命題在風格a中也許有真假，但在風格b中可能沒有任何意義，無法確定其真值，我們既不能說它真，也不能說它假。比如，統(tǒng)計方法這種推理風格在古希臘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古希臘的推理風格中，統(tǒng)計學命題不是真假的候選項。那么，成為一種推理風格的必要條件是什么呢？在哈金看來，引入新鮮之物是風格之為風格的必要條件，這些東西包括：對象，證據，語句或成為真假候選項的新方式，規(guī)律，以及可能性。[11]因此，只有當一個風格開創(chuàng)了一個本體論、認識論的新空間時，只有當它給出了一種新的推理范式時，才能稱之為風格。推理風格的另外一個特征是“自我確證”（self-authenticating）。自我確證意味著，我們只有運用某種推理風格才能確定一個語句為真，但這類語句只有在此風格中才能成為真假的候選項，因此風格是免于反駁的，這顯然有循環(huán)的味道。風格本身成為客觀性的標準，我們無法在風格之外尋找客觀推理的方式，或者尋找一個語句之為真假的條件，因為語句的真假性取決于推理風格本身。
在科學的發(fā)展歷程中，或者更廣義地說在人類知識的發(fā)展歷史當中，出現過無數的推理風格，克龍比列舉的風格僅限于歐洲科學發(fā)展史。有些推理風格失落了，被新的風格取而代之。這樣，哈金就面臨著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解釋推理風格的興起和衰落；第二，如何看待不同推理風格的關系。對于第一個問題，哈金認為，每種風格的形成都是微觀社會互動的結果，我們無法給出連貫的、因果性的解釋，這是一個偶然的過程。同樣，風格的衰落也是如此。風格之間的此起彼伏完全是偶然的，無論是內部解釋還是外部解釋都不可信。所以，與?？戮芙^解釋知識型的衰落一樣，哈金也拒絕解釋推理風格的興衰。第二個問題更棘手，既然推理風格是自我確證的，那么相對主義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推理風格之間沒有比較的標準，一個語句在風格a中為真，當在風格b中卻沒有真假性。在哈金看來，這里不會出現相對主義，因為推理風格的意思不是說語句的真假相對于推理風格，不是說一個語句在一個風格中為真，但在另一個風格中為假，而是說語句只有在特定的風格中才有為真或為假的可能性。這樣，知識論的相對主義就是可以避免的，“推理風格的存在不會直接導致相對主義”。[12]從另一個角度說，推理風格并非是不可通約的，相互之間也不是不可翻譯的。你能夠完整地學到煉金術的經驗知識，但這不是一個翻譯的過程，而是掌握其他推理方式的過程，掌握在其他推理風格中有真假性的東西。因此，推理風格與不可通約性、翻譯的不確定性等論題無關，前者關注的是真假的可能性空間，而后者關注的是真。
哈金對推理風格的闡釋，以及對科學發(fā)展史的闡釋，表面上似乎規(guī)避了相對主義。但細想起來，這依然是弱化的相對主義。他的策略是把客觀性、真假性等置于推理風格的內部，從而避開了任何外部的比較，因為任何外部的比較如果不處于特定的推理風格內部，就是沒有意義的。盧克斯（Lukes）和霍里斯（Hollis）在編輯《合理性與相對主義》這本文集的時候是按照相對主義的程度大小排序的，哈金的文章“語言、真理與理性”被放在第二位，緊隨巴恩斯和布魯爾之后，這樣做也許不無道理。

五、簡短的結語
本文對哈金的實驗科學哲學、歷史本體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別以及推理風格等重要思想進行了簡要的、掛一漏萬的介紹和評論，并指出了其實驗哲學對于當代科學論有著重要意義，它的歷史本體論是如何借鑒并發(fā)展?？碌乃枷氲?，以及推理風格是如何規(guī)避相對主義的。當然，這些簡要的討論遠沒有勾畫出一幅完整的肖像，僅突出了哈金思想中比較重要的幾個部分，本文只希望能夠給國內學界提供一些參考，以便從中發(fā)掘出有價值的養(yǎng)分。

注 釋
[1]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1.
[2] Ian Hacking, The Self-Vin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ciences, 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Andrew Pickering (e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29-65.
[3] 米歇爾??？拢骸笆裁词菃⒚?？”，載于《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谷主編，三聯(lián)書店， 1998年，第440頁。
[4]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5] 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5.
[6] 伊恩?哈金：《馴服偶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7]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4.
[8]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8.
[9] 約瑟夫?勞斯：《知識與權力》，盛曉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14－217頁。
[10] I. 哈金：“語言、真值和理由”，《哲學譯叢》，2000年第2期，第1頁。譯文略有改動。
[11]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9-90.
[12]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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